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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始终认为，人性是善恶兼有的，只不过，有些人、有些时候，善的成分多一些，恶的成分少一些，善几乎压倒了恶；有些人、有些时候，恶的成分多一些，善的成分少一些，甚至恶完全压倒了恶。故，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论，都只是说对了一半，“持其两端而取其中”倒是恺切之论。鉴此，人类社会一方面需要法律之剑惩戒底线伦理以下的恶，另一方面，需要宗教之甘霖滋润恶人的心田，改造、净化底线伦理以下的恶，并提升、光大、弘扬底线伦理以上的善。二者比翼齐飞、两轮驱动，以俾人类社会臻于至善之境。经此长期演进，让善念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驻扎在尽可能多的人的心田，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要消弭所有人心头的恶念，则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蜀犬吠日、吴牛喘月、海市蜃楼，“此事只怕天上有，人间难得一回闻”。 [阅读全文]

当时的各级政府是否履行了其作为纳税人“公仆”的义务呢？是不是提供了依法依理应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呢？如前所述，“人民政府”就是为了“人民”的需要而设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中每个成员的权益是创设此“公仆”的目的所在。换言之，创设“公仆”制度是手段，而保障民生与民权是此一手段所要达致的基本目标。按经典经济学教程中的界定，如此涵盖两省数十万民众、长达上千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无疑应属典型的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为宜，而不应将主要责任都转嫁给公民个体或农村集体。中国国库里面的银子是中国公民交纳的，应为中国公民服务，而不能未经中国公民批准就随便大把大把地支援亚非拉人民，亚非拉人民又没有向中国国库交税、向中国粮仓纳粮。更何况，1960年左右，正是饿死了两三千万中国人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那时候连树皮都没得吃。 [阅读全文]

我东拉西扯、拉拉杂杂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尽管话题不同，事情不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再回到安全生产的话题，现在事故如此地触目惊心，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钱引进这些安全防护技术和设备；也不在于这些技术和设备有多么高深莫测，连朝鲜都可以造核武器了，对我们而言，这些安全生产技术又有什么难的呢；也不是说我们学不了那些关于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纸上的条文有什么难学的呢？但为什么就避免不了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这些东西——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缺乏货真价实的法治理念和实践，缺乏宪政框架下真正独立的民主监督体制。这样，大大小小的无良的肇事者难以得到相应的普适的惩处，他们便完全可以“铤而走安”，连“铤而走险”都不必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就像清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在国防战争中失败，不仅仅是我们缺乏洋枪洋炮的问题，我们缺乏另外的东西，缺乏那些“软件”，缺乏像郭嵩焘所说的那种“公理日伸”的软环境。 [阅读全文]

即以自称晚清“破屋”“裱糊匠”的合肥人李鸿章来说，以其为代表的淮系军政集团上承湘系，下启北洋，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极其深远。尽管史家对李鸿章这个复杂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曲直迄今都聚讼纷纭，但一个起码的共识是，其以首创“洋务运动”而为中国开放第一人，其以晚清重臣的身份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纲领而为启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人物。 笔者在李鸿章故居展览馆看到了记录其一生创建的许多个“第一”：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第一次设立工兵制度；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次仿制后膛枪；第一次官费派留学生；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次设立电报局；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阅读全文]

如何确认税赋的合法性，通过立法使国家财政走向公共财政，仍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经济学“成本——收益”的基本分析方法，公民缴纳给国家的“税”经由国家职能的实现，转化成必需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需来自于公民缴纳的“税”，税是国家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成本。

　　从法理上来说，税的主体——征、纳双方至少应该是平等关系：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享有税后权利；国家拥有收税的权力，并承担确认纳税人权利、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税与权利的对等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阅读全文]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曾云：“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中变为：“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到了《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更申申垂教：“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是之谓垂范并警示后世两千余年的至理名言——“听其言而观其行” 。大概孔子也是多次受了动听言语的欺骗后才顿悟此恺切之理的吧。《左传·昭公十年》中亦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伪古文·尚书·说命》中从另外的角度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逸仙却一反孔子与《尚书》、《左传》、顾亭林之道而谓“知难行易”，大概又要误尽天下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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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且还希望得到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所以，要想使人们努力不懈并以此推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地位市场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为了鼓励每个人都对社会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保证个人努力能够同时获得物质和地位的回报。而任何对社会流动的制度壁垒（或者说歧视性政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如此一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歧视制度不仅违背了人类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道义，也会系统深远地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为了避免歧视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消除歧视。在这一点上，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呼吁消除南部的奴隶制时所说的那样——“利益和道德是一致的。” [阅读全文]

暮色如薄纱渐渐轻笼翻滚成千姿百态的云团，断裂的云团缓慢地向四围蠕动，深陷的天空幻化成越来越广袤的青黛湖海。湖海周围时而被天造地设为褐灰色的沙滩，时而为参差苍茫的森林草甸，时而又变化为嵯峨崔巍的连绵山峦。在浩淼的湖海彼岸，残阳甫落，只将一抹刺目的血红涂于苍山之上，辉映邈远的半幅云天，另有斑斑点点被落寞地遗漏于汩汩涌动的汤汤湖海。 [阅读全文]

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像１９７８年的中国经济一样，需要的仅仅是“改革开放”而已。“改革”就是变革现有的公共产品生产体制，加大对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投入；“开放”就是放开对民办教育的种种限制，举全民族之力以共兴教育。 [阅读全文]